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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等观念，是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在生产活动中逐渐产生的，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自然产生的重要观念。按照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分，别也。从八刀。”分，指分别。而“八”的原义，指“别”。[1]这是中国古代对“分”之理解。在“学在官府”、“学术专守”的殷周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学术分工与学科分类。作为“古代道术之总汇”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既是当时流行的六种重要典籍，又是官府职掌的六种专门知识门类。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为六种学术门类的“六艺”外，在春秋时期还出现了为后世儒家所称道的“孔门四科”。考察先秦儒家“孔门四科”到清代“儒学四门”的演变，可以窥出中国固有学术门类演化的具体情景。
《论语·八佾》曰：“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这是先秦较早出现“科”名的文字。关于“孔门四科”之内容，有两种说法，一是《论语·述而》载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此后世有人遂认为孔门四科指“文、行、忠、信”四个方面；二是更多的后世学者将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视为“孔门四科”，其基本依据，便是《论语·先进》上有这样的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就是说，孔门弟子根据其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似乎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
除了《论语》上所载的孔门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之外，《孔子家语》也尽列孔门弟子，并将通六艺之七十弟子以专长分为四科，从中旁证孔子确有“四科”设教之事。如以德行闻名的有颜回：“回以德行著名”，此外还有闵损、冉耕、冉雍等；以言语科闻名的有宰予：“有口才，以言语著名”，此外还有子贡等；以政事科闻名的子有：“有才艺，以政事著名”，此外还有子路：“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以文学科闻名的有言偃（子游），“特习于礼，以文学著名。”卜商（子夏），“习于《诗》，能诵其义，以文学著名。”[2]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孔门四科也作了详细记述：“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冄伯牛，仲弓。政事：冄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3]将孔门弟子按照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进行类分，反映了孔门四种学术科目的状况。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是对“孔门四科”最有权威的阐释。
对于“孔门四科”间的关系，近代学者钱穆曰：“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学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则治文学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长治军，冉有擅理财，公西华熟娴外交礼节，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专一业。但冉有为季孙氏家宰，为之理财，使季孙氏富于周公，此已违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们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孙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来帮他弑君，冉有也不为。所以冉有还得算是孔门之徒，还得列于政事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4]因此，如果说《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六种典籍的话，那么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便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
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孔门四科”被清儒引申为后来的义理、经济、考据和词章四科之学，但在先秦及秦汉时代，它并未引起儒者的过分重视。只是到了隋唐时代，有人开始注意到“孔门四科”。唐人白居易曰：“孔门之徒三千，其贤者列为四科。《毛诗》之篇三百，其要者分为六义。六义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六义之数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语，三曰政事，四曰文学。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内，列十哲名：德行科，则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则有宰我、子贡。政事科，则有冉有、季路。文学科，则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义之名教，今已区别；四科六义之旨意，今合辨明。请以法师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晓然可见。何者？即如《毛诗》有六义，亦犹佛法之义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经千万卷，其义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诗》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义内。故以六义，可比十二部经。又如孔门之有四科，亦犹释门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罗密……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5]
从这段文字可知，白居易发掘并重视“孔门四科”，显然是由于佛、道兴起，为了与佛法及佛经义例对抗而引发的。同时，白氏受佛教启发，将“孔门四科”及孔门弟子与佛家经典及门徒相类比，其主旨在于说明儒、释“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
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以后，“科”并未成为学术“类名”被广泛使用，而是作为官吏考试的科目加以运用。所以，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不同，中国古代的“科”名及“分科”，多指官吏考试的科目。为了弄清中西学术对“分科”概念的差异，有必要对作为中国考试制度意义上的“科”及“科目”加以系统考察。
如前所述，“科”名在先秦开始出现，到秦汉时代，“科”之概念作为“类名”已经普遍使用。但此时所谓的“科”，主要指考试制度上的“科目”。《汉书·儒林传》曰：汉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此处所谓“甲科”、“乙科”及“丙科”，是选拔官吏的科目。班固《两都赋》言：“总礼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李贤注曰：“有博士掌试策，考其优劣，为甲乙之科”。[6]此处所谓“甲乙之科”，也是指选拔官吏的考试科目，说明汉代已经有了设“科”选官之制。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将“孝廉科”变为常科。随后，又陆续开设茂才、明经等常科及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童子举等众多名目的特科。一般认为，汉武帝开始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7]，逐渐建立了科举制度。所谓科举制度，是指采取分科考试办法，按照不同的科目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选拔官吏的制度。西汉时举士以举孝廉，东汉时更多采用察举。据《后汉书》载，东汉顺帝时，“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8]。因此，中国分科观念主要不是在学术分类上使用，而是运用在科举考试中，特指考试科目。换言之，“分科”一词联用，是指考试门类的分门别类，非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汉代考试制度实行后确立的主要科目，如茂才、明经、明法等众多科目，无论是常科还是特科，均非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分科”之概念没有在学术分类上普遍使用，而是在考试制度中得到发挥。
近人陈炽指出：“科目之兴，一千有余岁矣。”[9]科举制度源于汉代，到隋唐时代基本确立。开皇18年（598年）隋文帝命“京官无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0]随后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恰”等四科举人。据《旧唐书·薛登传》载：大业3年（607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唐代科目设置承袭了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体系，均设常科和制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皆岁举之常任也，”[11]在这12科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最为重要。唐开制举科目竟达63科，分为文、武、吏治、长才、不遇、儒学、贤良忠直等7类[12]，表明其时科举考试“科目”分类之细密。
宋代科举，略仿如唐制，分进士、明经等科。据载：“今进士之科，大为时所进用，其选也殊，其待也厚。进士之学者，经、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诗、赋、策、论也。”[13]宋代科举分常科与特科，常科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通礼科）。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文科及武科。进士科为最重要的科目，九经、五经等明经诸科地位较低。宋仁宗天圣7年（1029年）2月，盛度上书设置“天圣十科”：“贤良方正能吉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艺待京朝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制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又制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14]后去掉书判拔萃科，为天圣九科。
司马光在元佑元年主政后，提出“十科举士”建议：“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许钤辖已上武臣举）；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序人）；无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15]这种“分科取士”之法，特别为晚清学界推崇，成为中国学人接受近代西方“分科设学”观念的基础。
由此可见，孔门虽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成为类分学术的标准，而仅仅是官吏科举考试的科目。据笔者考证，“分科”一词联用，见于《宋史》：“自经、赋分科，声律日盛……二十七年，诏复行兼经，如十三年之制。内第一场大小经义各减一道，如治《二礼》文义优长，许侵用诸经分数，时号为四科。”[16]北宋时，随着书院制度的兴起，私人讲学之风再起，孔子“分科授徒”做法引起了一些学者重视，并加以效仿，出现了“分科授学”的现象。因此，“分科”一词，多数情况下是指分设考试科目，但宋元以后也指书院教学的科目门类。关于这一点，通过分析宋代胡瑗分斋教学情况可略约而知。据史料记载：胡氏教授门徒，采取了分科教学的方法，分经义与治事两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实之讲明《六经》。”治事斋专门培养治术人才：“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或专或兼，各因其所长而教之）。儒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17]
既然“科”名早已存在，孔门已经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那么这种学术分科难道在后来就没有得到发展吗？笔者认为，先秦时期已经蕴含的以学科为类分标准的学术分科，尽管始终没有能够发展为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但并不意味着分科性质的学术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从“孔门四科”演化到“儒学四门”，便证明中国学术门类也是随着中国学术的发展而逐步演化的。笔者认为，随着学术的演化和分类的细密，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逐渐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
在西汉经学研究中，开始出现经学的三个分支科目：章句、义理和训诂。所谓章句，即章节和句读，此种学问在先秦时期萌芽，到汉代成学。徐防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18]章句之学是在搜集、整理失散的经籍过程中兴起的。《新唐书》曰：“自六艺焚于秦，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19]《易》有施、孟、梁丘章句，《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所谓训诂，即是解释字词的本意。许慎《说文解字·序》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郭璞《尔雅·序》言：“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因此，在经学研究中，逐渐发展为包括研究字体、音韵、训义在内的训诂学，称“小学”（附属于经学）。刘歆在《七略》中的六艺略，专门列有“小学”类目，说明它在西汉时已经成学。班固《汉志》也将“小学”列为经学中的一个类目，并收录10家45部典籍。
所谓“义理”，是指经籍包含的意义和道理。《礼记·礼器》曰：“义理，理之文也。”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今文经学，注重探索经籍的“微言大义”，形成后世“公羊学”；汉代古文经学虽注重训诂考据，但并未忽视六经的“义理”。据《汉书·刘歆传》载：“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传》，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20]这说明到刘歆时，经学研究的三种学问基本成形。
经学研究出现章句、义理和训诂三门分支学科，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反映，但汉代时并没有将这三种学问与“孔门四科”联系起来。到北宋时，逐渐出现所谓文章之学、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分野。程颐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学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他所谓的训诂之学，即是汉代经学；文章之学，即是唐代文学，儒者之学即是宋代“义理之学”。因此，程氏又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21]所以，他所推崇的是研讨六经之大“道”的学问，即“义理之学”。
“义理之学”的名称，出自《资治通鉴长编》：“今岁南省所取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机为美事。”[22]张载亦曰：“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23]这是宋代学者著作中较早提及“义理之学”者。义理之学主要是从治学方法上立名，偏重于从总体上探究儒家经典的内容和精神实质；训诂之学注重对经典字句进行解释和考订；性理之学关注经典的道德性命。“经济之学”在宋代也成为一门与经史之学相应的学术门类。清人陆心源在《临川集书后》说：“三代而下，有经济之学，有经术之学，有文章之学，得其一皆可以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时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盖学之不明也久矣。自汉至宋千有余年，能合经济、经术、文章而一者，代不数人，荆国王文公其一焉。”[24]这里虽不敢断定宋代已经分为经济之学、经术之学、文章之学三门，但至少可以证明到清初时，“经济之学”作为一门学问已为学者认可。
明清以后，作为经学研究的四种分支，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济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名称，逐渐为学者通用。戴震、章学诚等人均将中国学术门类分为三种，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25]而嘉道之际“经济之学”骤然兴起，与义理、考据、词章之学一起，构成了所谓“儒学四门”。姚鼐的侄孙姚莹认为：学问“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26]明确在中国学术门类中增加了“经济之学”。
阮元在界定考证之学与“经济之学”时说：“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27]此处所谓“稽古之学”，就是考据学；所谓“政事之学”，即经世之学。
到了道、咸之际，“经济之学”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并列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四大门类。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的，是晚清大儒曾国藩。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28]从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曾氏已经将“经济之学”视为中国重要的学术门类了。
正因如此，在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时，曾国藩按照这种学术分科来看待历代学术大师。他说：“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29]在曾氏看来，孔门德行之科，极为后来的义理之学，宋儒周、程、张、朱之学，即为义理之学；孔门言语之科，即为后来词章之学，唐宋时代的韩、柳、欧、曾、李、杜、苏所谓八大家者，属于词章之学；孔门文学之科，即后来的考据之学，汉代以后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等大家，属于考据之学。
这样，“孔门四科”发展到清代，已经形成“儒学四门”，并且得到了晚清学人的普遍认同。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将所传授的学问也分为四种：一曰义理之学，二曰经世之学，三曰考据之学，四曰词章之学，并认为中国学术不出此四科：“周人有‘六艺’之学，为公学；有专官之学，为私学，皆经世之学也。汉人皆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学，宋、明人多义理学，国朝人多考据学，要不出此四者。”[30]
可见，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表明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学术门类演化着。但值得指出的是，“儒学四门”仍然不是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划分的，而是以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研究门径进行分类的，与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严格意义上说，“儒学四门”是指研究学问的四种途径，非指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近人郭嵩焘曰：“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专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审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31]
此处所谓“考据者又约有三途”，将“儒学四门”的性质作了清楚界定。
【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年——），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文化室副主任，兼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1]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 《孔子家语·七十弟子》，《百子全书》刊印本，岳麓书社1993年版。
[3]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4] 钱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国史新论》，第224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5] 白居易：《三教论衡》，《白居易集》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
[6] 《汉书·班固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7] 《汉书·儒林传赞》，中华书局标点本。
[8] 《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9] 《陈炽集》，第79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10] 《隋书·高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11] 《新唐书·选举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
[12] 《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
[13] 《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咸平5年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上疏。
[14] 《宋史·选举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15] 《全宋文》卷1206,《乞以史科举士札子》。
[16] 《宋史·选举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17] 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华书局标点本。
[18] 范晔：《后汉书·徐防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9] 《新唐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20] 《汉书·楚元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21]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2] 《资治通鉴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庚戍条。
[23] 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第273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24] 陆心源：《临川集书后》，《仪顾堂集》卷十一。
[25] 姚鼐：《述庵文抄序》，《惜抱轩文集》卷四，同治丙寅（1865年）省心阁重刊本。
[26] 姚莹：《与吴岳卿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辑。
[27] 阮元：《汉读考周礼六卷序》，《研经室集》上册，第241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28]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
[29]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诗文集·文集》，上海启智书局1934年版。
[30] 康有为：《长兴学记》，第35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1] 《王氏校定衢本〈郡斋读书志〉序》，《郭嵩焘诗文集》，第28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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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0 14: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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