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卓：反思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与20世纪中期中国经济大跃进的比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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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复杂的，历史往往爱和人们开玩笑，它的进展常常不象教科书中所宣称的那样，是螺旋上升、否定之否定的，也许正如尼采所说：“万物永久循环，我们和万物一齐；我们已生存了无量次，万物合我们一起。”[１]历史有时候就是一个轮回，它的确是一个循环，但它不螺旋，也不上升，而是单纯地回到原点。今天教育领域的诸多想法和做法，就是当年经济领域的翻版，作为观众，我们看到中国舞台上的种种表演，其实都是异曲同工，说得明确点，就是脱掉了经济的表皮，又套上教育的外衣，换汤不换药，如此而已。本文所说的“经济大跃进”与“高等教育大跃进”同源同种，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心态，甚至是民族性。经济大跃进特指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地上的经济建设“大跃进”，“大跃进”是官方正式提出的口号，是“三面红旗”之一，当时妇孺皆知，现在公认是个大错误。高等教育大跃进则指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教育领域出现的种种狂潮，尤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代表。虽然在正式文件中没有见到“大跃进”之类的称呼，但在学术界尤其是民间却屡有所闻。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今天的高等教育界与当时的经济界，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过去的经济大跃进已成为历史，今天的高等教育大跃进还刚刚开始，而且风头正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今天，作为后来人，我们在感慨当年经济大跃进时人们的幼稚、盲目、躁动的同时，又见证、参与、“谱写”着新的高等教育大跃进；我们满以为自己是聪明的、理智的、清醒的，但殊不知在这意气风发、洋洋得意之中，很容易陷入历史循环的怪圈，重蹈昔日的覆辙，“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出现，有必要对照过去的经济大跃进，对今天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作一反思。

一、目标：赶英超美，世界一流
“赶英超美”的口号国人并不陌生，在经济大跃进时期，“十五年内赶英超美”的声浪可谓响彻云霄。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门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煤炭部门提出“两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纺织部门提出“五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湖北谷城县提出“一二年内小麦亩产1000斤”，安徽桐城县提出当年亩产1000斤、争取1500斤……[2]“一天等于二十年”（经济大跃进时的口号），大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让谁，争先恐后，都要赶在对方前面。今天的高等教育大跃进，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赶英超美”之类的口号，但其心理机制却是一样的，——美国一流大学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最近几年，我们听惯了某某年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宣传，这里的“某某”，一开始是在十到二十年之间，后来据说某些当初放出话来的国内一流大学已经修改和推迟了时间表，但即使如此，也要在半个世纪内要实现宏图大业，其雄心、信心、决心与当年的经济大跃进不分伯仲。1998年北京大学在百年校庆时提出，要用17年时间，在2015年左右将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2001年清华大学在90周年校庆大会上反复强调，要在建校100周年之际，即2010年，将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中国首所世界一流大学。其他大学不甘落后，浙江大学提出在2017年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复旦大学提出在2020年到203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南京大学提出到2020年前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东南大学提出“力争在21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天津大学提出到2045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南开大学提出再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和艰苦奋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四川大学提出在建国100周年时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中国科技大学提出到2018年建成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国际性研究性大学……面对这些诱人的目标，有人欣喜不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憧憬未来：“我们相信，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一批重点知名大学一定能够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对此，我们充满了信心。”[3]
可惜这些大学的主事者倒先没有信心了——至少没有充满了信心。时间能够促使人头脑清醒心态平和，一些当初积极表态的大学之后又松了口，但还是不死心。例如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已明确表示，北大提出17年办世界一流大学，但17年不一定能建成。[4]不管时间延长或者缩短，一个基本事实是：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大家都铆足了劲，要在本世纪初实现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指出的“‘211’工程要争取有若干所高校在21世纪初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学术水平”的宏伟目标。就跟当年伟大领袖提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以的”[5]指示后，各个部门争相表态如出一辙。这真是让人感觉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爆炸“精神原子弹”的时代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种种的雄心壮志、豪言壮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内的一批重点高校，已经下定决心承担起国家赋予的使命，并采取调整学科结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科学研究、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等实际行动，争取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6]。“在‘211工程’建设支持下，北大将锐意进取，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在新的世纪做出新贡献，再创新辉煌。”[7]还有人呼吁：“我们坚信，积学校多年建设之功，乘改革开放之势，凭全国人民支持之力，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一定能够在欣欣向荣的中国成长和建立起来。”[8]还有人干脆用“建设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动员令”[9]之类的说法作标题，以突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性、紧迫性，当然，还有权威性。还有人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认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10]。不管其内涵如何，至少从这种提法上就可以看出学校领导是如何的“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今天的动人号召与过去的豪言壮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山歌一声吼，万人齐动手。两铲几锄头，大山被搬走”[11]，这是过去经济大跃进时期的一首新民歌，其雄心、其气魄、其豪情、其胆量，今天的人们并不陌生，在我们的教育报告中，尤其是在各个高校的宣传口号中，这类的说法真是屡见不鲜。
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时，山东范县跑得很快，其县委书记宣布，范县两年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书记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新乐园”：“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2]那时人们的看法很简单，很纯一，目标就摆在眼前，而且是一样的模子，一样的标准，一样的套路，大家什么都不要想，只要按照既定的宏伟蓝图朝着已有的模型标杆拼命干就是了。除了具体领域与内容要求不同，今天的高等教育大跃进的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心态与过去的“新乐园”，实在别无二致，我们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力争建立一个高等教育“新乐园”。

二、心态：数字迷信，金钱崇拜
经济大跃进中有个口号，叫做“多快好省”，这里面其实包括了硬指标和软指标，“多”“快”“省”是硬指标，“好”是软指标。“多快好省”的提法本身是兼顾了两方面指标的，可以说从理论上看，是比较全面的；但在当时经济大跃进的实践中，不仅仅软指标的“好”被省略了，连硬指标中的“省”也被淘汰出局了，剩下的就是“多”和“快”，而衡量“多”“快”与否的标准，就是数字指标。
高等教育大跃进发展到目前，对中国教育形势的评价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以官方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今天中国的教育形势“好得很”，例如2004年教育部部长周济总结：“回顾过去的六年，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改革得到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是气势恢弘、波澜壮阔，创造了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好局面。今天，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2000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超过19%。1998年全日制大学招生是108万，今年达到了420万，现在是当年的四倍。”[13]“气势恢弘、波澜壮阔”的高等教育大跃进让某些国人形成了一个观念：“谈成绩＝报数字”。由于有了这个等式，我们的官员们（包括那些身处学校之中与置身学校之外的官员）在事前、事中、事后，考虑最多的往往不是质量，而是数量。国内那些争创“世界一流”的高校，哪一所不是瞄准了国际通用的数量指标体系，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什么占地面积、科研经费、职称结构、文章级别和数量、国外流学生比例，等等，都是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三位的。好象达到了这些数字指标，世界一流大学就应运而生了。
迷信数字，在数量上贪多求快，这是一切大跃进（无论是经济大跃进还是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共性。1958年8月，被作为经济大跃进的先进典型的河北省徐水县绘制了一个远离现实、虚无飘渺的宏伟蓝图——《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想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草案提出：“奋斗的目标是：1960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人平均占有食粮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奶品150磅，蛋品800个，糖240斤，水果147斤。”[14]这种做法相当普遍，当时的经济大跃进，各个地市都指定了明确的指标，每个指标都有具体的数字要求，一切都围绕着指标和数字运转，达到了这些指标，也就实现了目标。今天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也是在重演昔日的闹剧么？
我们相信周部长的数字统计不假，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即使如此，那也只是数量上的优势，与当年大炼钢铁时的对“多”“快”的追求和对“好”“省”的忽略是同样的道理。大炼钢铁是经济大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薄一波回顾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15]。今天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与当年的经济大跃进如出一辙，片面追求数字化、规模化，而不顾质量和实效，所以才会出现大学越办越大、教授越来越多、连两院院士都已增至近一千七百人，然而科技竞争力不升反降的现象：1998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十三位，2002年却降至第二十五位。[16]至于教育中的学术异化、学术贬值、学术腐败，那就更是见惯不怪了，透过显在的数字，看看背后的质量，不知谁还能理直气壮？在这一方面，我们今天看到了决策者一些拨乱反正的主观意愿，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但它与教育实质变革的需要还相去甚远。
数字迷信与金钱崇拜是合二而一的，正因为迷信数字，只追求外在的、表面的、形式上的东西，所以强调金钱的作用；金钱的意义，也正是通过对那些外在的、表面的、形式上的东西产生作用而得以实现的，需知金钱在催生数字上的效力是无可匹敌的。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当然，还有更“见不得光”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但这涉及到今天办教育者的人格、操守、道德境界，在此不想就这一问题做过多分析。我们毋宁认为今天盛行的用经济思维办教育的做法，是出于一片公心，但即使如此也要看到，这种做法只会造成“好心办坏事”的恶果，——谁也不会怀疑当年经济大跃进动机的善良甚至高尚。
有人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中国成为本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国，那么本世纪25年内，中国有零星几所名牌大学可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50年之内，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数目可望与英、德、日等国相当。如果亚太地区成为本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地区，那么，到本世纪结束之时，该地区内的世界一流大学数目才可望与欧洲与北美地区相当。”[17]原来经济的作用是如此巨大，那么在“中国成为本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国”之前，我们的教育连“可望”的机会都没有，还是免谈什么世界一流吧；需知当“亚太地区成为本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地区”时，教育者们的神圣使命才真正到来呢。
也有人似乎没那么消极，上海交通大学几位研究者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产生世界著名大学(世界前200名)的基本条件是GDP总量超过3000亿美元，产生世界一流大学(世界前100名)的基本条件是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上海、北京等部分发达地区2020年前后GDP总量将超过3000亿美元，人均GDP将接近或达到2.5万美元，加之政府的重点支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完全可能在2020年前后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18]不知作者所说的“重点”具体指标是多少，也不知道这些研究者对中国近代老北大、老浙大、西南联大，还有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甚至无锡国专等等高等学校的历史作何看法。
还有人撰文呼吁[19]：“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继续加大对一流大学建设的支持力度。”但文章中所说的“支持”，从头到尾都是围绕一个字打转：钱。作者最后也提到了学校自身的任务，“一流大学建设更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但说穿了，还是为了更多更快地要向国家伸手要钱：既然经济是基础，那咱就紧紧抓住这个基础不动摇吧。
经济是基础，对于一所大学而言，金钱固然是重要的，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大学质量的是超功利的东西，“铸造大学的灵魂才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所在”[20]，这样的道理这些研究者大概是不会赞同的，或者说，即使口头上表示赞同，也不会真往心里去。诚如陈平原所言，“恕我直言，近年中国涌现的许多‘幼稚病’，都出在‘经济学帝国’的急剧膨胀以及越俎代庖上”[21]。经济学帝国的急剧膨胀，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学家的自我膨胀，过分自信，越俎代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教育工作者自身找不着定位，看不清方向，自乱阵脚，甚至丢失了阵地，跑到经济学那边去了。今天的教育和教育者没地位，这能怪谁呢？

三、做法：计划控制，贪多求全
经济大跃进中的做法有三个特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这些特点都是缺点，可惜这些缺点一直徘徊在中国大地阴魂不散，如今又附在教育身上。“高指标”前面已经谈到了，现在来看“瞎指挥”和“浮夸风”。
先看“瞎指挥”。在锣鼓喧天的高等教育大跃进浪潮中，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一流大学如何打造？》，还有个副标题《读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有感》[22]，内容先按下不表，且看主标题，相信对世界一流大学有细致研究的丁学良先生看了也会觉得不怎么舒服：一流大学是“打造”出来的么？难道办教育与修房子做广告包装明星是一样的？一个词反映出我们潜意识中对计划控制的依赖。还有人公开宣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行为”[23]，意思就更加明确了。当然，指挥是重要的，计划也是必不可少的，“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道理很简单，谁都知道，但问题是这些来自“上面”的计划指挥正确不正确，合理不合理。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国内许多高校提出要建一流大学，但这几乎是“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目标。而为了迎合领导的需要，获得政府的拨款，应付教育主管部门的任务，某些高校在拍了脑袋之后又狂拍胸脯，于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立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势。然而在虚火上升的口号过后，这些高校心态的失衡、定位的盲目与规划的粗疏便显露无遗。[24]这样定计划、做指挥，怎能不让人心惊肉跳？
对于当今高等教育大跃进中的计划控制上的“瞎指挥”，有学者提出精辟的分析：造成高等教育大跃进中无孔不入的行政干预的直接原因来自“上面”的政策，这正是当今中国教育领域中盛行的官本位、科层制的现实依据。中国是一个资源有限、地域广阔的国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多办事、办好事，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直考验着各类决策者尤其是政府的集体智力。但决策者并未形成一套合适的管理和组织模式，而是主要沿袭旧的计划经济和行政指令工作思路：垄断资源、重点建设、层层报批，这一思路是建立在“集中财力一定能出重大成果”的假定之上，加上决策者受“无政绩不升迁”官场规则的硬约束和政绩冲动，因此，大量“计划”、“工程”涌现，便有从重点大学到211工程、985工程。[25]其实，今天教育领域中诸多“计划”、“工程”，就是从经济领域套用过来的，不仅仅是称呼上的简单沿袭，更主要的是思路的延续和传承，它们打上了计划经济时期烙印，与半个世纪前的经济大跃进在思路上是一脉相承的。
不仅教育主管部门如此，大学自身也是一样。今天中国的大学，从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学位设立到招生名额，以及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等，全部由政府规定。为了完成建设教育“新乐园”的伟大任务，领导们不得不动用计划手段，采取行政措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层层加码，处处规划，披肝沥胆、殚精竭虑，恩威并用，软硬兼施，计划、命令、调控、奖惩，无所不用其极，对教育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以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潮流中，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总结经验：“清华大学在1994年有一、二百篇SCI文章，在全国排名第五。当时，清华下了大决心，搞了一个到2000年SCI文章要超过千篇的‘千篇工程’。有没有这个指标就是不一样，到了2000年，清华的SCI文章数是1100多篇，排在了全国第二，2001年为1400多篇，2002年是1800多篇。当然，这件事搞不好也会带来负面作用，可能大家都会去追求数量，不追求质量。”[26]顾校长的做法在当今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很有代表性，虽然明知“可能大家都会去追求数量，不追求质量”，但如今有几个大学领导不是绞尽脑汁在数字指标上下工夫呢？
再看“浮夸风”。工程追求越大越好，越全越好，甚至还要树立样板，打造精品，这就造成现在高等教育界贪多求全、好大喜功的风气甚嚣尘上。在实施各种各样的教育工程的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早日实现，在各地推行高等院校升级、合并等大举动，力求建立上档次、高品位、综合型的大学，甚至组建教育航母巨无霸。什么一流大学“必须大”、“研究生人数必须超过大学生”、“必须有医学院”之类的奇谈怪论也纷纷出笼。理工科大学要办文科，文科大学又要办理科，似乎只有办成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才能成为一流；都要办研究生教育，都要争硕士点、博士点，都是明确的硬性指标，追求规模效益，打造超级大学，兴办大学城。在内涵扩充的基础上，外延也随之扩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原先的校园不堪重负，于是圈地建大学城，动辄几千亩地，似乎数量和规模的迅猛发展就是一流。这种做法与经济大跃进中人民公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人民公社的特点叫“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将原来100到200户的合作社合并成4000到5000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规模扩大了10倍以至几十倍之多。所谓“公”，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他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27]今天高等教育大跃进中的高等院校合并、扩招难道不是在求“大”么？合并后的弱势学校难道不是被“公”了么？而所有的学校，又是在国家这个最大的“公”的计划指派下行事的，所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行为”。
浮夸风所到之处把真正属于教育的东西刮没了。今天高校建设中的重点学科、基地、硕士博士点，还有名目繁多的国家级、省部级、校级、院系级研究项目、工程、计划、奖励，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学术也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大学等级、项目等级、学科等级、学位授权等级、人才等级、刊物等级、论文等级、课程等级、教材等级、奖励等级……几乎与学术活动相关的东西都被划定等级，各种等级与数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把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学术几乎剔除得干干净净。今天中国大学盛行的“评估”之风考评的往往就是这些指标和数字，据说“教学评估有力地促进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对高校明确办学方向、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和优化师资队伍建设、改进和完善学校管理制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8]，但现实中的评估简直就象一出活闹剧，政府逼学校造假，学校逼老师造假，老师逼学生造假，大家都在演戏，评估专家虽然耳聪目明，但也得装聋作哑，大家一起表演，一起“分享胜利果实”，达到双赢的目的。面对这样的闹剧，一向稳重有度的人大校长纪宝成也终于忍不住放出话来，批评“大学评估太多太滥”，[29]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四、后果：粗制滥造，质量低下
“中国高校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经历一个煎熬的过程。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上路了，那就得走稳、走踏实。相信在新千年开始不久的时候，我们将在国际教育舞台上看到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身影。”[30]象这位作者一样，在高等教育大跃进中，许多人处于矛盾的状态，不一定虚伪，反而有些悲壮的崇高。那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明明知道“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经历一个煎熬的过程”，但还是要“相信在新千年开始不久的时候”，“将在国际教育舞台上看到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身影”。人们在总结经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的时候，往往忍不住感慨：“当时的人们真是天真啊！”谁说现在的我们不天真？天真归天真，但大跃进带来的惨痛后果却是不能忘记而且必须时刻警惕的。
经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至今仍未能有清楚的统计，仅看在这场运动中饿死的人数，至今仍然没有确定统计，但根据严肃的党史专著的说法，“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31]，或者说是“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32]。经济大跃进的直接后果是饥荒，是温饱线下脆弱生灵的苦痛挣扎；高等教育大跃进带来的则是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荒芜。——当然，也有肉体的折磨，例如不少温饱线以下的家庭，为了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砸锅卖铁甚至要饭供子女读书，不少人甚至被逼上了绝路，“教育杀人”的事情每年都有发生，现在已经不能成其为新闻了。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导致了经济大跃进中“成果”的粗制滥造、质量低下，也导致了高等教育大跃进中的形式主义、人心浮躁、学术腐败、科研“注水”、泡沫盛行、道德沦丧。学术规范失常、学术道德滑坡、学术质量下降、学术腐败泛滥，这些是高等教育大跃进中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在学术界的必然反应。王铭铭、朱苏力、孙祁祥、程立显、田刚……这些与当今中国最高学府联系在一起的鼎鼎大名背后，都有一个或者一串故事，然而这些故事都让人无法振奋。今天中国大陆的高校，貌似“中庸”实则“乡愿”的人和事已经让人见惯不怪。“学而优则仕/商”与“仕/商而优则学”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合二而一，而且两者双生双克，形成了一种“互动”，真是“谁解其中味”啊。难怪人说“博士满地走，教授不如狗”，博士教授的不值钱也就不难想象了，这与经济大跃进中炼出的牛粪一样的所谓钢铁（王小波语）在机制和效果上是一样的。
当然，雄辩者自然会说：你看到的只是表象，那是局部问题，我们的高等教育总体上是进步的。这里所谓的总体，往往是指占地有多少亩、建筑面积有多大，有多少个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某某中心、某某培训/研究基地，其中国家级有几个，部级有几个，省级有几个；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几个，其中一级有几个，二级有几个；有硕士点几个，博士后流动站几个；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几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几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几人、“某某学者”几人、博士生导师几人、教授几人、副教授几人……这基本上已经成为各大学自我推销的模式，是它们引以为自豪的“亮点”，同时也是各大学一拼高低的本钱。有意义么？有。意义大么？不知道。下面的统计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33]这种下降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止，世界经济论坛逐年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从2002年的第33位降到了2003年的第44位，又从2004年的第46位降到了2005年的第49位，到了2006年则降低到第54位。[34]
据《亚洲周刊》2000年对亚洲大学实力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位，而印度理工学院竟有五所分院(印度理工学院成立于1951年，现设有七所同名分院，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分别进入前十强。[35]
2007年4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了“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我国没有一所大学进入排行榜前100名，北京大学排在第192位，清华大学排在196位。其中的“国家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上，美国牢牢占据了榜首位置，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荷兰、瑞士、意大利、法国和瑞典等国紧随其后，中国大陆排在第20位。[36]
这就是高等教育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结果；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至于人文素养的缺失、独立意识的沦丧、自由精神的死亡，则更是成为人们心照不宣而又莫奈之何的残酷现实。所以说，今天的危机还只是“显在”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与经济大跃进相比，高等教育大跃进的恶果还要经历更长久的时期才能显示出来，而大跃进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不会在乎这些的，他们要的是实在的政绩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要创造“一年胜百年”（经济大跃进口号）的“人间奇迹”。姚国华在《中国大学的“沼泽化”》中沉痛地指出：“企业搞不好，开始不着急，反正是国家的；但企业要垮了，总会有人急起来。大学办不好，不像企业那样可以从经济效益中反映出来，不直接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关系，不妨碍官僚们经营自己的权力体系，可能永远没有人着急。”[37]高等教育大跃进灾难要比经济大跃进深重百倍，这不仅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更多的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五、反思：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究竟何在？
世界一流大学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的标准何在？如何达到这样的标准？这些问题都很复杂，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高等教育大跃进从头到脚都是围绕数字打转的，结合这一中国教育的特色，可以以数字为线索说开去，谈谈世界一流大学之“一流”究竟何在。
（一）数字比较：差距很大
如果仅仅从数字上看，即使是北大、清华、浙大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仍然有着天壤之别。2002年初，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对包括诺贝尔奖、Nature和Science论文、科研经费、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等在内的十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对相关各项指标赋予不同权重进行量化处理后，认为我国名牌大学和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差距极大，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原创性成果、教师质量、科研经费投入和国际化程度。具体来讲，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应处在世界大学体系的200-300名之间，而其他若干所名牌大学则处在300-500名之间。[38]
从资金上看，哈佛大学这样享誉世界的王牌学府，每年的经费多达数十亿美元，充足的资金确保了学校设施一流的地位；目前国内的大学，这些数字指标还远远没能达到，即使是“211工程”的国内看来的天文数字（“九五”期间累计投入资金180亿元人民币），也是分给100所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从师资来说，哈佛云集了世纪顶级的优秀人才，近80年来先后有30多位教师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哈佛培养出来的学生，已有6位通过竞选当上了美国的总统，这些都是目前国内大学所不可企及的。从《Nature》与《Science》上的论文发表情况看（见表一），差距也让人吃惊，国内的大学连人家的零头都赶不上。再看在校的研究生总数与外国留学生的比例，200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累计在校的研究生总数与外国留学生的比例为2.23%，而牛津大学的比例为41.67%。[39]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半个世纪达到“世界一流”的指标，跃进恐怕还不行，大概要坐直升飞机。这让人不禁想到经济大跃进时“水稻亩产130434斤，小麦亩产8585斤”的目标。试图靠“全民动员”、“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大跃进的方式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数字指标，难道与“水稻亩产130434斤，小麦亩产8585斤”有根本的区别么？
表一：2000～2002年3所世界一流大学与6所中国一流大学在《Nature》、《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数对照表(只统计《Nature》、《Science》文献类型为“Article”、“Letter”、“Review”的论文单位,且不区分第一作者和合作者)

期刊名	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	东京大学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	清华大学
Nature	203	39	63	3	3	2	2	0	0
Science	184	104	66	1	0	2	1	1	0
合计	387	143	129	4	3	4	3	1	0

引自武书连，吕嘉，郭石林．中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J]．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04，（1）：113．
（二）数字背后：干扰不少
但也有人不服气，认为我们已经有世界一流大学，而且也是玩数字，据说还是权威数字。2004年英国《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增刊公布了全球大学排名，北京大学列第17名；过了几周这家报纸又公布了全球理科方面的排行，在这个排行中北大被排到了第11位；最后又过了几个星期它又公布了全球大学工学排名，北京大学高居第10名。拿到这份“沉甸甸”的证据，有的人就更是挺直了腰板欣然陶然起来了：“从总体上来看，此次《泰晤士报》高教副刊全球大学排行榜的方法非常考究，指标的选取简洁明了，可比性强，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去思考排行榜对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笔者相信，能参与《泰晤士报》同行评议的学者绝非平庸之辈，他们的直觉印象应该具有某种客观性，并不缺乏数字所具有的真实性”。[40]言下之意是中国现在做的很不错了，已经得到国际权威的认可了，中国已经出现世界一流大学了，现在是总结成功的经验、“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时候了。这样倒让我们纳闷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身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之中，日日浸淫、时时濡染，自己也应该有自己的直觉和印象，但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自己反而要相信远在大洋彼岸的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绝非平庸之辈”的学者呢？而且仅凭对方是“《泰晤士报》”的同行评议学者，就认为“绝非平庸之辈”，“应该”具有“某种”客观性，这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是信心十足还是底气不足呢？
进一步看，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排行的话，那么北大最好的是工科，其次是理科，最后才是文科，对中国大学的情况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很荒唐的。而且《泰晤士报》在全球理科大学排名中，竟然把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是不是牛津和剑桥在理科方面，就要比美国的大学（如哈佛、MIT、伯克利）还强呢？这种排行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要突出英国的大学，所以把北大拉来陪绑。也正因为如此，最后关于工科的排行榜，在国内都没有任何报道，连北大新闻网自己都不好意思去提。可惜我们的有些学者还如获至宝呢。
可见数字不一定靠得住，数字背后还藏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即使是遇到大公无私权威的数字也要问几个为什么。因为数字量化比对的前提是质的均衡，关于教师人数、博士生人数、硕士生人数等的比较，就是基于“不同高校的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具有平均相当的教学科研能力”这样的假设而进行的。但我国高校的教师素质、学生质量很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提并论。比如关于留学生比例的比较，是基于“不同高校的留学生具有平均相当的能力、素质以及相似的求学目的”这一假设，然而我国留学生到国外大学进修，大多是为了学习、掌握科学技术，而到我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的目的则主要是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为今后与中国打交道做准备。这么明显的差别，通过数字比较能反映出来么？数字比较的结果又可靠么？如果围绕数字和指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在一组于自身极为不利的条件的综合制约下，与数目庞大的来自各国的同行们进行持续不断的竞争。这包括：必须用非母语来表达专业性的思想和意义；必须选择那些西方听众更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参与竞争的大圈子由来自多个国家和文化的人构成，人数众多，高手云集。[41]在后现代主义所批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指挥棒下，对数字、指标、排行榜的崇拜只会导致我们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远。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权威提出：“一流大学不能跟着排名榜转。”[42]这是很有见地的，可惜，正处于大跃进的亢奋中的高校领导们在慷慨激昂、斗志昂扬的同时，是不会在意这样的权威的。
（三）数字之外：制度与精神更重要
教育有着与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发展不同的特点，它是最需耐心，最需宽容，最需积淀，最需灵感的领域，同时，也是最不现实，最不功利，最忌轻浮，最忌焦躁的领域。所以，办教育，要慢着点，要悠着点，所谓“闲暇出智慧”（亚里士多德语）。但这些在高等教育大跃进的执行者和参与者看来，都是痴人说梦。“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花几百个亿，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来搞出十个、几十个“世界一流大学”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宏伟工程，成功了，决策者和执行者怎能不流芳百世；万一失败了，那也是好心办坏事，交了学费——何况这学费又不是自己掏！
但是，“世界一流大学”是集人类社会古今中外永恒知识与最高智慧的殿堂，其意义决不是时人所津津乐道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以至国防和航天技术等专项工程所能比拟的，它的创建也决不是在短期投入巨额资金和人力就能实现的。金钱的堆集、计划的叠加与精神的沉淀、智慧的生成不成正比，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往往还成反比。“世界一流大学”与其说主要是一个显性的计划项目和物力工程，还不如说是一个隐性的智慧碰撞与自由创新的过程。资金和人力对任何一项宏伟工程来说当然都是必备条件，但必备条件不等于惟一或主要的条件，“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条件或首要条件应该是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现在人们公认20世纪初中国大学的起点很高，因为她从一开始就走的是一条正路，当时中国大学在物质上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在制度与理念上它却当之无愧是“世界一流”。最初办大学的人很开明，有世界眼光，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锐地把握住世界一流大学本质，这种本质，不是所谓的GDP、《Nature》、《Science》、排行榜、论文引用率，而是先进的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这句名言，恐怕没有几个大学校长不会说；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蔡元培先生，恐怕没有几个大学校长不敬重。但在实际的高等教育改革中，一切的理想、一切的抱负、一切的追求、一切的憧憬，都让位于现实的排名、经费、人数、比例……熊丙奇在对当今中国高校体制问题进行剖析时，曾约请过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但是他们都以公务实在太忙，安排不出时间为由给推辞了。对此，陈丹青说：“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要知道，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在‘办’他们；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所‘执行’。”[43]可见，大学校长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校长毕竟不是愚钝之人，徐友渔指出：他所见识的学校领导，都对教育界的种种弊端了如指掌，私下批评起来，“鞭辟入里”[44]。可以说，在中国的大学制度现代化实现之前，在制度化建设的步骤实施之前，拨的钱越多，浪费也越大，效果也越差。只有走出体制迷墙，高等教育大跃进才能停止，教育才能回归本原，中国的大学才有希望。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论建设一流大学，“从目前讨论的情况看，……问题归纳起来仍不外是通常所说的人、才、物等因素，诸如缺乏一流教师乃至著名大师、经费拮据、设备不足以及管理体制和水平的滞后等等，但是谈论到要更新意识、变革观念的却很少见到”[45]。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上的一切大跃进，赶英超美，世界一流，数字迷信，金钱崇拜，计划控制，贪多求全，粗制滥造，质量低下等等，说穿了，正是因为教育的失魂，失去精神和魂魄的教育，自然会成为政治的奴隶、金钱的奴隶、体制的奴隶……与近代中国大学相比，今天中国大学缺失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对世界一流大学有系统研究的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国大学最缺的是理念”[46]；受时人尊敬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也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应当拥有大师级的著名学者、先进的教学与科研设备、丰富的馆藏图书、充足的经费等最好的硬件，而且还必须拥有自己先进的、专有的软件——大学精神。二者相得益彰，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创造性的大学精神更犹如“文化原子弹”一样，对于办好世界一流大学的作用是无形的、长期的和无可估量的。[47]诚哉斯言！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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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 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教育学博士）